“清慎勤”作为官箴广泛流行，出自南宋吕本中所著《官箴》一书。书中提出：“当官之法唯有三事：曰清、曰慎、曰勤。知此三者，可以保禄位，可以远耻辱，可以得上之知，可以得下之援。”这里所说的清、慎、勤就是指为官要清正廉洁，慎行笃思，勤勉为政。
而把“清慎勤”三字当作钦定的官箴则始于康熙皇帝。他曾多次书写此三字以勖勉大臣，王渔洋即获康熙赐此三字殊荣。康熙皇帝认为，官员是王朝推行政令的依靠力量和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，官吏队伍的优与劣，反映社会政治的清与浊，并影响乃至决定社会政治的进与退。为此，他将管理好官吏作为治理好国家的重要基础。在位期间，他不仅积极扶持清官，而且经常激励官吏们争当好官，给大臣赐亲笔御书的匾额就是一种奖励。身为刑部尚书的王渔洋，能蒙康熙赐匾，足以表明他是深得康熙皇帝赏识和肯定的。
王渔洋曾经写过《手镜》一书，此书是他写给即将赴唐山县令的三子王启汸的。他在《手镜》中谈了自己对“清慎勤”的理解：“皇上御书赐天下督抚，不过‘清慎勤’三字。无暮夜枉法之金，清也；事事小心，不敢任性率意，慎也；早作夜思，事事不敢因循怠玩，勤也。”可以说，“清慎勤”，既是对儿子的谆谆教诲，也是王渔洋毕生努力实践的为官准则。
那么，王渔洋是如何践行“清慎勤”的呢？
一、严于律己，清正廉洁
清，即清白、清平、清明、清廉。古人以此字作为官箴，意在强调为官为政须有清白的操守、清介的修养、清平的思路、清明的头脑和清廉的作风。王渔洋自顺治十七年春踏上仕途伊始，便展露出清正廉洁本色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罢除迎春琼花观会一事。
扬州琼花，天下独绝。扬州府一直以来都有大办琼花观迎花会的做法，铺张浪费，花费民脂民膏。相传隋炀帝曾多次乘龙舟沿运河亲来观看。每年四月前后琼花盛开时，观者如潮。当地每年举办“琼花迎春观会”，知府等各级官员参加，官员乘轿，仪仗由妓女骑马引导，兴师动众，招摇过市，其后大吃大喝，所耗钱财却由百姓均摊。顺治十七年，王渔洋赴扬州推官任，经调查认为，迎春会其实是官僚们借以享乐的“ 挡箭牌”，民怨极大，于是上任第二年就建议取消会事，终被采纳。王渔洋此举不仅革除了这一陈弊陋习，也杜绝了当地官员借以搜刮民财的歪门邪道，维护了士民的利益，深获扬州士人和百姓的称赞。
扬州历来是江东的繁华富庶之地，从公元八世纪起就有“江淮之间，广陵大镇，富甲天下”之称，特别是自唐代以后成为江南商业和文化中心，在全国有“扬一益二”之美誉（益州即成都），到清代康乾盛世，扬州成为全世界十大城市之一。而王渔洋作为刑狱之官，掌生杀大权，如稍微放松对自己的要求，想要“致富”是很容易的。但他却从不徇私舞弊。王渔洋自云：“山人官扬州五年，不名一钱，急装时，惟图书数十箧。尝有诗云‘四年只饮邗江水，数卷图书万首诗！’”为官数年只“数卷图书”相伴，诗句中自然流露出的是王渔洋对自己为官清廉的自诩，这可谓视清廉为人生准则之一的王渔洋在扬州推官任上的生动写照。福建人许天玉侨居扬州，生活贫困，进京赶考却没有盘缠，万般无奈之下来找王渔洋。家无余资的王渔洋只好摘下妻子的手镯赠给许天玉助其上路。从中也可看出王渔洋为官之清廉，可谓真正不贪一钱。
康熙八年，王渔洋以礼部主事身份被外派到清江浦督理造船事务。清江浦在淮阳县北一里，为水陆要道，为河道总督、漕运总督的驻扎之地，故盛极一时，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积弊，存在官商勾结、共同渔利，以及疏于管理，造船不堪风浪等现象。王渔洋到任后，顶住各方压力，废弃陋习，革除贪吏，还揭露了木材商人汤甲以行贿为手段操纵各级官员的罪状，使清江浦面貌一新，所造船只质量大幅提高，坚固耐用，利于漕运。清江浦之治，沿袭多年的地方官员与商人勾结渔利的“陋习”被王渔洋一朝革除，其清正廉洁的本色可见一斑。
康熙三十一年，王渔洋任户部右侍郎，主要职责之一是掌管制造铜钱的宝泉局，督理钱法。宝泉局自明代就有陋弊，每一批新铸钱币发行前，必先向各部呈送“样钱”，由此往往演变成借机贿赂上司。多数官员认为这是正常的收入，不算贪污。一些不在呈送样钱范围的官员，也巧施计谋或利用各种关系索要。王渔洋上任后，坚决革除了这一陋习惯例，杜绝其弊端。他任职期间，未接收过一文“样钱”，也未派任何人到钱局索要过“样钱”。王渔洋此举，在当时不少人蝇营狗苟期待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时，的确令人刮目相看。
王渔洋平生“无声色、博弈之好，唯嗜读书。公余，手不释卷。”读书之外，最大的爱好就是淘书藏书。几十年所得俸钱，大都用以购书，以致当他71岁罢官离京时，其全部家当也只有“图书数簏而已”。这在当时实在是难能可贵。吏部侍郎赵士麟称赞王渔洋曰：“公真今日之泰山北斗也。”“公为户部侍郎七年，屏绝货贿，不名一钱，夫人而知之。至为御史大夫，清风亮节，坐镇雅俗，不立门户，不急弹劾，务以忠厚博大培养元气，真朝廷大臣也，抑亦今日药石也。”这种称赞王渔洋是当之无愧的。
二、忠于职守，谨言慎行
慎，即谨慎、慎重。作为官箴，意在强调为官为政须言行谨慎，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仍能自警自励，自我约束，在微小的事情上能够做到不随意，并且善始善终。王渔洋初入仕，即严格按照这些基本精神约束自己。在其所著《手镜》第一条中即有：“公子公孙做官，一切倍要谨慎检点。做官自己脚跟须正，持门第不得。”在封建社会，特别是出身官僚家庭的人往往依仗优越的身份和权势，瞧不起人，横行霸道，甚至为非作歹。身为朝廷高官的王渔洋，对此屡见不鲜，也最担心儿子犯这类错误，故告诫儿子，绝不能以出身高官望族傲慢待人，要处处谨慎，小心做人。
饮酒应酬本是官员日常小事，但酒多误事，酒后滋事，却是十分危险。为此，王渔洋不仅自己控制饮酒，而且告诫儿子“午堂亦须饭，然后出，惟不可多用酒，酒后比粮审刑，尤断断不可，慎之慎之！”“宴会当早赴早散，不可夜饮。”王渔洋认为“坐堂”和“比粮”时，尤其不可饮酒。酒后判案，神志不清，容易出现差错；酒后催交粮食，容易优劣不分。而且，“夜饮”时间一长，一是容易失言，二是身体疲倦，必然影响第二天的公务。另外，王渔洋认为：“有司衙门严内外之防，是第一要紧之事，家人勿令出外。”“有司衙门”乃办理公务之场所，家人不可随意出入，以免出现家人干政和扰乱公务的情况。
在王渔洋为官的顺治、康熙时期，满汉民族矛盾依然尖锐，满族官员对汉族官员心怀猜忌；朝廷内时时处处都存在着激烈的党争和同僚的倾轧；而且“文字狱”也时有发生。这一切，使王渔洋深切感受到仕途的艰险，并牢记“大抵盛极则衰，月满则亏，日中则昃，一定之理。惟有自处退步，不张气焰，不过享用，不作威福，虽处盛时，可以保守”的为官之道，以求立于不败之地。首先，他对人“一生报德不蓄怨，”不在官场上树敌。其次，不论是初入仕途，还是身居高位，甚至后来罢官乡居，他始终谨守法度，不敢稍有逾越。他平生“性好客，坐上恒满，谈言娓娓，至夜分不倦。从不于人以私。”好客，善谈，但从不涉及私求。宋犖是他的挚友，两人于康熙六年定交京师。宋离京后，二人仍“每岁邮筒往复，商榷诗文，都不及世俗事。相好无间者数十年。”这“世俗事”，除生活琐事之外，当主要指官场、政治而言，两人绝口不谈，可见其谨慎之一端。不仅如此，在官场上，王渔洋从不立门户，不党同伐异，退朝后即读书、吟咏，“退食谢客，下帘读书，自一二韦衣布交以风雅相质外，门雀可罗也。”真可谓是“慎独”典范。
康熙四十六年，王渔洋已罢官还乡，当年济南属邑大旱，巡抚使各县绅士造佃户册领米。他人皆造册领米，只有王渔洋不造册。虽然当时他家中已经“瓶无储粟，乡人皆知”，却因为康熙四十二年山东发生饥荒时，康熙皇帝曾下旨，命官员“各赡养其佃户”，如今若是领米就是违旨，所以再三力辞：“今虽居田里，敢忘前旨？”坚持不领一粒仓米。足见其谨慎之处。
王渔洋在40多年的仕宦生涯中，真正做到了像告诫儿子时说的那样：“做有司官须忍耐、耐烦，事至须三思而行，不可急遽，急遽必有错误。”这样做的结果，使他避免了很多过失和错误。正如其所说：“……羚羊无些子气味，虎豹再寻他不着……此时前言注脚，不独喻诗，亦可为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。”（《带经堂诗话》卷三）虽为诗论，字里行间却透露出王渔洋谨慎持重的处世原则。
三、勤政爱民，宽政慎刑
勤，即勤奋、勤勉、勤谨。王渔洋为官，起于推官，终于刑部尚书，“勤”字贯穿了他从政的一生。尤其是勤政爱民和公正执法，成为王渔洋仕宦生涯一个重点和亮点。
王渔洋的勤政，自其仕宦生涯之初，也就是任扬州推官时便有所体现。推官是清初在各府设置的执掌刑狱的官职，因是负责一府的刑狱之事，公务相当繁忙，况且扬州时为南北咽喉，舟车毕集，事务尤为烦剧，这对年轻的王渔洋是个不小的考验。面对烦剧事务，王渔洋是如何做的呢？其诗友冒襄曾经这样评价到：“公左右载答，酬应若流，侍史十余人手腕告脱，尝以作数月完钦件数千。一时齚指，推为神异。夜分入寝食，燃巨烛剖析案牍，不少休。”（《王士禛全集》第5076页）在冒襄对王渔洋工作效率表示由衷的赞叹声中，可以看出，在繁忙的工作面前，王渔洋应对自如，表现得游刃有余。扬州五年，王渔洋“完钦部件八十有三”。
王渔洋深知“人命最重，极当详慎”，因而断案谨慎，于秋审、朝审时格外精心，尽职尽责，从不随声附和，更不会贪赃枉法，游戏人命。在审理案件时，王渔洋始终坚持公正严谨，宽宏大度，不畏强权，不循私枉法。“每论谳，必多方以生”。特别是在他刚任扬州推官时，对所谓“通海大案”和扬州盐商积欠税银案的审理和处置上，表现出了超卓的胆识、过人的智慧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。
顺治十六年，明将郑成功与张煌言合兵，攻入长江，围江宁（南京），收复苏、皖20余城，一时响应者甚众，东南为之震动，但不久即战败退兵。顺治十八年，清帝特派两位侍郎坐镇严讯，株连了很多人，许多地方官也被定为故意纵敌而判重罪。王渔洋接办此案后，经过缜密调查，把没有确凿证据的嫌疑犯全部释放，保全了良善者，使很多人免遭杀戮，同时，严厉惩处了那些捕风捉影、诬告陷害的奸徒，使告密者阴谋不能得逞。王渔洋有理有据处置此案，得到清廷特派大臣的认可，也赢得了东南沿海一带明朝遗民和扬州士人的感激和敬重。王渔洋此举，实际上庇护了一大批曾经响应郑成功的官吏和民众，在当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。另外一件棘手的案子是扬州的盐商长期积欠税银二万两，因无力补偿，大批盐商入狱，旷日持久，不得了结。王渔洋接管此案后，经实地调查，发现入狱者大半是被株连。他果断地先将这批犯人释放出狱，然后组织官吏募捐，代为偿还，最终顺利解决了这一积案。对这类案件，一般推官不是拖延不问，就是借机勒索，而王渔洋冒着罢官的风险，作了妥善处置，如果没有几分公正执法、不计个人利害的精神，是不会有如此魄力的。
如此恪尽职守，秉公执法，为王渔洋赢得了良好政声。离开扬州后，当地百姓兴建“三贤祠”，将他与历史上同在扬州做官的欧阳修、苏轼一起塑像纪念，这说明王渔洋在扬州为官深得百姓爱戴。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执法过程中，王渔洋坚持严明、公正，最大限度地贯彻勤奋爱民和宽政慎刑原则。作为刑部大臣，在量刑方面，王渔洋一惯主张宽大，特别是对死刑的定审强调务必慎重行事。按照清朝惯例，经主管部门判定的大案死刑，要经过九卿评议。在多数官员心目中，这只是一种形式而已。而王渔洋参与评判，“不敢缄口”“侃侃言之”。《居易录》记载，经他据理力争，得以改变原判，公正处理的大案，就有“聊城于相元、齐河房得亮、河南阎焕山、山西郭振羽等数十起。”王渔洋的爱民思想，还表现在他“为民请命”方面。他曾说：“地方万一有水旱之灾，即当极力申诤，为民请命；不可如山左向年以报灾为讳，贻民间之害。”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例如，康熙四十二年七月，康熙皇帝召见王渔洋等大臣，问及山东水灾情形。王渔洋没有报喜不报忧，而是实事求是地汇报了山东水灾的真实情况：“今年之灾非比去年，去年被水不过十余州县，今年则六郡无不被水，加以丹灾，视去年不啻数倍。今旧谷已尽，新谷绝望，民间所苦在于无米。”康熙立即命令户部尚书速发通州仓米前往赈济。
王渔洋妹婿曾向其请教为官之道，他这样回答：“不负民即不负国，不负国即不负所学。”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，王渔洋将“民”与统治者心目中的“国”提到同等高度，且把“民”放在首位，可见“民”在他心中的位置。把对“民”负责当作为官的出发点、廉政之基础，这实在是一种先进的官位思想。
纵观王渔洋45年的仕宦生涯，无论是“四年只饮邗江水、数卷图书万首诗”的自我写照诗句，还是对初入仕途的儿子“日用节俭可以成廉”“日用米肉薪蔬草豆类皆当照市价平买，不可有官价之色”的谆谆教诲，还是“屏绝货贿、不名一钱”的持身之法，无不体现了他的清廉情结。按照康熙皇帝的吏治标准，王渔洋无疑是一位称职、甚至可以说非常优秀的官吏。除了杰出的诗文成就外，这或许是他一度得到最高统治者赏识的另一个原因。
尚廉治贪的廉政文化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明珠，凝聚着社会的追求和百姓的企盼，穿越历史，其华烁烁。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”王渔洋用一生坚守和践行的“清慎勤”思想，彰显出其清正廉洁、谨慎慎重、勤政爱民的为官本色，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，对于砥砺各级官员奉公守法、清正廉洁、勤政爱民，依然有着积极的教育和借鉴意义。 （图/文 杨成见 包泉敏）